东方之珠城市大学法则高校教师访谈“法理论坛” 交换法社会学切磋措施

2019-11-02 作者:教育平台   |   浏览(179)

3月13日下午,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贺欣教授作客中国人民大学“法理论坛”第87讲暨“社科法学连线”系列讲座第2讲,以“法院能在强弱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吗?”为题,对其运用法社会学方法在上海所开展的研究进行了介绍。讲座由法学院尤陈俊副教授主持。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量突破100亿次,上传裁判文书总量超过3247万篇。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全球体量最大、最有影响的裁判文书网,对促进司法公开透明,助力法学研究,便利社会公众了解裁判规则,宣传中国司法成就、扩大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大作用。现今,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正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日新月异的变革,裁判文书全面上网公开使这些智能运用在法律行业找到了着力点,通过对已公开裁判文书的分析、解构,越来越多从事法律服务及研究的行业和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 中国裁判文书网受到了法律从业者的普遍欢迎。北京威科亚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程度,规范化水平都在稳步提升。它对全国法院、案件类型、办案法官的全覆盖,以及提供的智能化检索服务,使得它成为法官、律师及法务等专业法律人员日常使用的工具。从细节上来说,如首页的案件类型,法院导航清晰明确;又如列表页能直接点击查看关联文书,对梳理个案脉络大有助益。在对隐私的处理方面,中国裁判文书网也做得深得人心,使得大量优秀文书在不影响当事人日常运营或日常生活的情况下得以展示。”一位在知产宝公司工作的员工提出,裁判文书网知识产权裁判文书总量齐全、格式标准、更新快、功能多,使公司在为社会公众和行业人士提供司法数据检索、定制数据报告等知识产权服务时更为便利。 裁判文书公开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白建军在采访中表示,“案例是法治的细胞,是微缩的法治。一个司法判决中,既有立法,又有司法;既有实体规则,又有程序性规范;既有字面上的法律,又有各方当事人所理解的法律,以及法官对法律的生动解释。可以说,不在乎案例的法学研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研究。现在,由于裁判文书大规模公开,人们不仅可以迅速检索到所需案件信息,还能实现各类‘细胞’的大数据实证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各类法律现象。而且,借助各种碎片化技术手段,人们甚至能够观察、分析‘细胞’内部更小的分析单位,深度挖掘判决文书所蕴含的法治资源。”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使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这些前沿技术在法律行业有了落脚点。通过收集、挖掘和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数据,政府、企业、律所、学术机构等来自不同领域的法律服务需求者可以获得精准高效的法律信息服务及定制化的智能解决方案,使法律与科技碰撞出更多的可能性。 理脉法律大数据共享平台负责人涂能谋介绍,“我们对北上广三地7000多件法律援助案例进行了多维度统计分析,帮助司法部门深入直观地了解法律援助工作在全国各地落实开展情况;为企业提供行业纠纷及争议分析报告,提示其运营雷区及该行业的高危法律风险;通过对公开法律文书的智能分段与解读,将律师律所经办的案件与代理人一一对应,并在律师律所主页上进行集中展示,方便律师知己知彼。”正源信用联合创始人周蔚表示,“来自于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数据为我们量化评价律师事务所在诉讼中的情况提供大量稳定可靠的数据来源,这对促进律师行业提升服务水平有较大的帮助。此外,我们重复运用裁判文书数据,对借贷案件进行大数据分析,帮助普惠金融行业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风控活动,对逾期债务人进行风控画像,进而提升普惠金融行业的风控能力”。iCourt法秀网合伙人郑玮表示,“裁判文书本身就是一部流动的法律,随着机器学习、自然语言识别等技术的发展,我们在研究法律数据的方法和工具上更加智能化。正是基于人民法院的文书公开工作,我们才能进行法律数据的分析、组合、智能识别和推荐。我们一直主张‘技术驱动法律’,裁判文书网就是此中最好的范例。” 法律从业者们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未来充满期待。无讼网负责人蒋勇表示,“可以说,这超过100亿次的网站访问是一幅由包括法律人在内的所有中国民众共同描绘的法律生活图景。这个在司法领域举足轻重的网站承载着司法过程的结果信息,也帮助更多人进一步认知司法、参与司法。由此带来的还不仅仅是司法公开和阳光司法,法律人的工作方式也正被改变。四年来,检索案例成为了越来越多法律人的工作习惯,裁判规律更加有迹可循,司法标准也愈加统一。而在这些公开裁判文书的基础之上,越来越多法律大数据和法律人工智能的探索也正在深入展开,书写着未来法律行业更多的可能性。我希望未来的裁判文书公开可以持续深入下去。它不仅会让阳光照进司法的每一个角落,更会让司法过程中的知识和经验沉淀为宝贵的大数据资源,成为未来科技推动法律行业变革进步,助力法律行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重要基石”。

裁判文书漏洞迭出,即便裁判的实际内容是公正的,也很难让当事人相信自己的权利被严肃对待,当事人对公平正义的感受也打了折扣 最近,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人民法院一份裁判文书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只有一页纸的执行裁定书,却出现了7处书写差错,包括地名、姓名、性别。这份裁判文书两处把“东安县”写成“东这县”,把两名被执行人的名字反复写错,把性别“女”写成了“吕”,令人难以想象。 裁判文书是司法活动结果的最终呈现,是全部司法过程的记录,是一个案件最重要、最严肃的法律材料。生效的裁判文书会给当事人权利带来直接影响,因为其背后是国家在“背书”。应该说,写好裁判文书,是法官的天职,是向社会供给优质司法产品的基本要求。 然而,东安法院的这份“七错”文书,不仅达不到供给优质司法产品的要求,离基本的合格都相距甚远。裁判文书经手人如此马虎大意,不仅是校检不严格,更是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出了问题,是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缺失的表现。试问,当事人拿到这份连自己的姓名和性别都写错的裁判文书,该做何感想?裁判文书漏洞迭出,即便裁判的实际内容是公正的,也很难让当事人相信自己的权利被严肃对待,当事人对公平正义的感受也打了折扣。 最高人民法院对提高裁判文书质量一直很重视,各级法院都开展法律文书评查,强调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强化法官对写好判决书、裁定书的认识,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但真正倒逼全国法院法官写好每一份裁判文书的根本举措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生效裁判文书网上公开。 凡是法律规定应该公开的裁判文书统统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把裁判文书和裁判过程晒到阳光下。截至今年11月19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超过3700万份,访问总量超过110亿次。110亿次的点击,就是110亿次的监督,不少案件审判的瑕疵甚至错误被发现,一些类案裁判尺度不一问题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此次东安法院“七错”文书被曝光,正是源于文书上网,被媒体和群众发现。如果没有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类似的“七错”文书很可能被忽视。这一次是书写差错,下一次就可能就是裁判的实体不公。 “七错”裁判文书令人遗憾,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提示我们,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质量,培育司法职业精神的最好办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不仅要靠公正司法得以实现,还要靠无死角的司法公开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深化司法公开,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提质,应成为司法机关一以贯之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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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欣教授首先表明,  他研究的初衷与著名法社会学家格兰特(Marc Galanter)教授在1974年所作的研究密切相关。格兰特教授在1974年发表的“Why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Speculations on the Limits of Legal Change”一文中提出,可以将参与法律诉讼的双方按照其规模以及可支配的资源的多少等因素,区分为单次当事人(one-shotters)和重复当事人(repeat players),并认为后者较之前者在诉讼中占有优势。因此,中立的法院应通过发挥律师、行业协会等作用,使单次当事人转化为重复当事人,以实现公平正义。该文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截止近期引证多达700余次。国外学界采用经验研究以验证格兰特教授这一推测的文章仅在主流期刊上就多达200余篇。可以说,格兰特教授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不过贺欣教授发现,格兰特教授的上述推测,也并不是都能得到经验材料的支持,甚至在很多地方(包括美国),单次当事人有时在诉讼中仿佛更有优势。贺欣教授及其学术伙伴苏阳教授在上海的研究,就试图揭示在中国司法中当事人的身份对于案件结果的影响及程度,从而检验格兰特教授的推测。贺欣教授采用经验研究方法,从上海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中抽样出2724份,运用统计学方法建模、分析,得出了在诉讼中,强势者较之弱势者占有优势的结论,验证了格兰特教授的推测。同时他也发现,在中国环境中,如果将单次当事人、重复当事人进一步按照其社会地位和组织程度分为农民、工人、白领、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再对其之间诉讼的胜负关系进行细致考察,可以发现的是政府机关或跟政府有关的企事业单位是最大的赢家,它们在诉讼中享有巨大优势,而农民是最不具优势者,其他个人和公司则介于二者之间。贺欣教授据此提出,在中国环境下对于司法不公的问题,既要考虑当事人能力的不同,又应当超越格兰特教授的当事人能力理论,更从法律和法院的性质进行考虑。由此,中国的司法公正问题,可能需要从法律主体的平等保护、立法上的公平正义以及切实保障司法的独立性等角度来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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